金鋌是古代的金幣，跟金元寶相似， 唐代的黃金，據史籍記載，有用于賄賂、贈送、布施、謝禮、懸賞、賭博、賦稅、進獻、賞賜，以及對貴重物品的支付、遠方傳遞運輸、路費、上供和窖藏等諸多方面的價值。  鑄黃金為鋌，是唐代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習慣，在開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下“禁金玉錦繡勅”：“所有服飾金銀器物，令付有司，令鑄為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用法律形式規定黃金必須鑄為鋌。平魯出土的鋌，正和唐代制度是基本相符的。但它們的大小差距卻達16倍之多，銘文雖注明了重量，也不能正確地反映實際重量，這些情況，說明唐代金鋌是不能像貨幣那樣直接作為流通手段，在市場上流通的。
   1979年4月初，平魯縣依舊透著絲絲寒意，平魯公社屯軍溝大隊此刻正在忙著打春草，這可是春季的主要收入�？墒�，近來附近的草全都沒有了，總不能空等吧，大伙一合計，決定去遠一些的地方看看去。于是，一大批人向著西南方向的土溝走去……

    其實，西南方向的土溝最早本是一片平川，由于后來樹木減少，水土流失，才被洪水慢慢地沖刷成了溝壑。這溝壑距溝底4米有余，上面又覆蓋著約4米厚的黃沙土層。大家在溝底打了草后，看見懸崖上面還有一大捧，可是爬上去太高，危險也太大，就一邊看著地形，一邊開起玩笑，看誰敢上去。這時，大隊一位男青年黑云說話了：“沒事，我上去！”便拿好工具，沿著斜坡爬了上去。

    幾乎沒有人來過懸崖上邊，大家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啥。只見黑云利落地爬上去，著手就拔，拔著拔著，動作就慢了下來，像是發現了什么東西。大伙兒見他半天也沒動靜，就在下面大聲嘻鬧起來：“怎么還不下來呀，是不是挖到金子了？”

    黑云沒有理會伙伴們的叫喚，仔細地看了看躲在草叢中的那個物件，原來是個木匣子，匣子部分早已腐爛，從里邊露出不少青黃色的鏈子，還有一些金燦燦的東西，難道真像他們說的，是金子？

    他也不管這到底是什么，先拿下去再說，興許有人認識，可是咋拿呢，這可成了問題，就這樣抱著又害怕掉了，干脆放帽子里吧！于是，黑云把自己軍綠色的帽子脫下來，準備裝木匣。別看這東西看著不占多大地方，可把它抱出來的時候，帽子里還放不下，沒辦法，只好脫下上衣包裹起來，再慢慢地順著原路折了回去。

    大家伙在下面等得有些著急，突然看見黑云回來，都急著問他“在上面干嘛呢，也沒見打下草來”。黑云趕忙把懷里的衣服打開，讓大家看里面放的到底是啥東西。眾人急忙湊過來看，可誰也沒法確定，有人說是金子，有人說是銅的，也有人說肯定是古物，上面刻著字呢，可是他們又都不認識上面的字，反正掂著足有五六十斤重。黑云也不管那么多，既然大家都看見了，就一人一根地給大家分了，路上碰到拉完糞的驢車，要送他們回去，黑云也給了車主一根。眼看天色不早了，大家拿著分到的稀罕物回家了。

    晚飯后，黑云的家里擠滿了人，鄉親們聽說黑云挖到了寶貝，都趕過來看，“到底是啥東西呀？”大家你瞧瞧我認認，看了半天，也沒“鑒定”出個結果來。第二天，黑云拿著剩余的寶物送到公社，但信用社也不敢確定這到底是什么，即使要買下來，也不知道該給多少價錢合適。沒法子，他們只好從朔州銀行請人鑒定，一位40多歲的工作人員看過之后猜測道：“這可能是金子！”

    與此同時，大家想起村里盛傳的一個小故事，有人腰間別著根粗鏈子，看上去黃燦燦的，還想讓人把這東西打成煙袋，可得到的答復竟是“不夠長呀，沒法兒打！”結果他想換兩盒煙也不行，若換，也只能換一盒那種最廉價的普通煙。

    奇怪，這鏈子從何而來，會不會也是從那批寶貝里流落出去的呢？原來，在黑云發現之前，就偶爾有羊爬上去，無意間將一個奇怪的物件扒拉了下來，便被放羊人撿起。

    隨即，朔州銀行的人給省里打電話匯報了情況。省里對這件事十分重視，從雁北行署派張暢耕同志進行鑒定，并通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對文物進行考察。此時，陶正剛正在侯馬進行晉國遺址考古，接到上級電話后，急忙放下手頭的工作，連夜趕到現場，進行實地調查。

    之二 寶物悄然道真諦 歷史零碎浮水面

    來到屯軍溝大隊后，陶正剛首先找到黑云，看到了這批文物，確認“應該是金子！”

    裝有金器的木匣長40厘米、寬25厘米、高30厘米，多年的風化，木匣已腐蝕成了纖維狀。西端放著扁圓形金片和金鋌，金鋌交替四層疊壓在一起；東端放金箔三捆；在金鋌、金箔之間放著金飾、金鏈和官服腰帶上的金銙等，全部共有193件，合計總重為34810克，折合成純金重量為33025.64克，且含金量竟在95%以上。

    這么多的數量，這么好的質量，讓陶正剛也為之一驚，“太有研究價值了！那它們會出自于什么年代呢？”于是，他立刻組織人手去土溝上的懸崖考證。

    當他們攀上懸崖時，出現于眼前的，僅是頂小底大的一個近似梯形的“夯土堆積層”。陶正剛眼前一亮，意識到這可能就是埋藏木匣的地方，“一定要細致！”他在心里默默地告誡著自己，經洛陽鏟細細鉆探，夯土堆積層慢慢地露出了原型。

    原來，這是一處東西長33米、南北寬8—9米、北部高2.8米、南部高2.3米、北高南低的夯土建筑臺基。東部從刨面上看，好像有一個臺階，上面用石塊砌地。夯土層夯打堅硬，土質為灰紅褐色五花土，每層厚在7至10厘米，臺基為南北向。

    從這些特征初步認定，這應該是一個房屋建筑遺址，出土金器的土坑則位于建筑臺基的西南角。在臺基南部，從洪水沖刷的溝壑中，約200米的范圍內，依稀有古人居住過的痕跡。而在臺基附近，灰土堆積約厚1米，并且從灰土堆積的不同層位中，能見到數量較多的陶瓷殘片，其中有細繩紋瓦、肩部飾有波紋的罐、敞口盆、粗大厚實的素面甕，以及北魏時期黃綠色瓷釉殘片。此外，鐵質工具有錘頭、刀等，獸骨有馬的腿骨、肩胛骨和羊的四肢骨等，羊骨大部分都經火燒烤而成黑色。

    種種跡象表明，這應該是漢至唐時期的文化遺物。但具體是哪個朝代的遺物，還得從這批金器上入手。

    初步考察后，陶正剛對金器進行分類，里面有銘文的金鋌5件、無銘文的金鋌77件、金飾15件、金鏈3件、金餅4件，還有小金花兩件，金箔三捆，扁圓形金片、金釵和金手鐲各一件。

    作為考古學家，陶正剛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寫有銘文的那些金鋌上，對這五條金鋌逐一細細查證。

    甲條金鋌上正面寫著“×朝議郎××××御×賜紫金魚袋臣××進”，背后有三行字，首行為“乾元元年歲僧錢兩金貳拾兩”，中行不清楚，第一個字可能是“鋌”，第三行為“×××官朝議郎×××司馬賜×魚袋臣張昂”，簡稱“乾元元年鋌”。

    他判斷出這些可能是中唐時期的遺物。為什么呢？所謂的“乾元”，是指公元758年，唐肅宗在位期間，李輔國兼太仆卿，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改“載”為“年”，改元乾元。

    乙條金鋌長8.4厘米、寬4.4厘米、厚0.7厘米，長方矩形，毛重467克，成色為95%。上面有一行文字，已被敲砸，但尚有“柱國魏國功臣張通儒進”，簡稱“張通儒鋌”。張通儒是何許人也？翻閱史料，考古人員發現，在歷史上確實有此人的名字，他是安祿山手下的一位文官。

    丙條是長14.7厘米、上寬1.5厘米、底寬2厘米、厚0.4厘米的梯形金鋌，毛重283克，成色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鏨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貳拾兩鋌專知官長員外同正”，簡稱“員外同正鋌”�！皢T外同正”應是“員外置同正員”的簡稱。這種官職據《唐代職官表·歷代官職概述》稱，“唐代習慣，官吏患公罪，多半是貶到遠方作州縣以下的官，簡稱左降官，雖有官名，不許任職的，名為員外置同正員”。丁條毛重126克，兩端尖圓，中部寬厚，底面平，表面呈橢圓弧形，背面有個“萬”字。

    戊條為長方矩形，只剩半截，殘長12.4厘米、寬5.9厘米、厚0.8厘米，毛重982.65克，成色96%。正面有刀刻的兩行字，已模糊不清，第一行只知有個“兩”字，第二行“××參軍裴×”，于是，稱之為“參軍裴氏鋌”。

    第二行的“××參軍裴×”中的前兩個字應該為“錄事”，最后一個字尚不清楚�！皡④姟�，自南北朝以來，州刺史都有軍職，其僚屬也都采用參軍事的名義，簡稱參軍，主要有相當于刺史下總務長職務的“錄事參軍事”。而分管州內行政職務的，有司功、司倉、司田、司兵、司戶、司法、司士等參軍士。所以，此金鋌應該是州刺史下錄事參軍裴×的實物，“裴”可能是某州管理錢糧的官吏。

    這批金器的主要形式是鋌，占全部出土物重量的90%以上。在甲、乙兩條金鋌之上，都有一個“進”字。其實，這是唐代中葉，官吏向天子或者上級官吏進獻搜刮來的財富的一種標志。這種進獻制度初見于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后，唐肅宗收復了兩京以后，此風漸盛，后來逐漸泛濫成災。

    在“乾元元年鋌”的兩面，記有不同的進奉金鋌的人名，便說明此金鋌已有不同兩次作為財物向上進奉，這種情況與唐代記載進奉和使用金鋌頻繁的事實相符。不過，性質略為不同的是，“乾元元年鋌”屬于唐統治地區的官吏向上進奉的，而“張通儒鋌”則是叛亂分子向叛亂總頭目進貢的。

    除了有銘文的金鋌外，考古人員還把剩余的金器全部歸類分析。

    無名的金鋌，有77件，毛重25988.04克，是這批出土的文物中數量最多、分量最重者，全部都是素面，形狀基本上為矩形，少量為兩頭圓表面呈弧形的條形。其大小不一，最大者長18.2厘米、寬3.4厘米、厚1.1厘米，毛重為1091.22克，最小者長8厘米、寬1.1厘米、中部厚0.5厘米，毛重僅65克。
根據金鋌上的銘文得知，這批金器是中唐時期的歷史文物。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是唐肅宗的第二個年號，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唐肅宗組織力量進行鎮壓的時期。那么，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呢？“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十一月十日，當了42年太平皇帝、已年過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和貴妃楊玉環同游華清宮時，突然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起兵造反！

    號稱20萬的叛軍勢如破竹，河北道諸州縣望風而降，空前的世界大帝國正面臨著它建立以來最大的危機。安史之亂也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要談這次著名的叛亂，首先要談它的起因。唐帝國在經過開元、天寶年間的盛世后，天下戶口由唐初的38萬余戶發展到891萬余戶，唐此時經濟實力達到了頂峰，帝國的版圖和勢力范圍則隨著國勢強弱不斷變化。唐高宗李治時達到最大，幅員縱橫皆過萬里。國家統治的中心中原地帶是農耕經濟區，邊疆地區則是游牧經濟區，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須區別對待。

    唐在內地實行州縣制，邊疆地區則實行在都督府和都護府統領下的羈縻府州制。羈縻府州制不改變歸順部落的組織和風俗習慣，由唐廷冊封各部落酋長擔任都督、刺史，并準許世襲，各部落不需要呈報人口，由進貢土特產代替賦稅，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權相當大。

    但這些部落對唐朝都必須承擔軍事征發的義務，每有戰事，酋長們都要率領本部兵馬，換上唐軍旗號出征，由于這些歸順的部族多為游牧民族，擅長騎射，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蛇@種形式的統治并不穩固，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軍在大非川和青海兩敗于吐蕃后，諸蕃部落開始叛亂不斷：后突厥復興、吐蕃逐漸壯大、奚和契丹叛亂，邊警不斷。

    這些叛亂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無需開支的騎兵部隊，一方面又必須不停征發兵力來應付不停頓的戰事。兵源不足、財政困難成了唐廷的兩大難題，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終導致府兵制的廢止，中央的軍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時，中央和內地兵力僅有8萬余人。

    同時，因唐玄宗李隆基追慕李世民，懷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節度使的任用上也和以往有了較大變化：第一，節度使任期過長，多年不予調換，如安祿山就擔任了14年平盧道節度使；第二，節度使常由一人兼統多鎮，兵權開始集中，安祿山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統兵18.3萬余人；第三，重用蕃將，747年時，諸道節度使中，有安祿山（康國人）、安思順（安國人）、高仙芝（高麗人）、哥舒翰（突騎施人）四個蕃將，此前唐廷對于蕃將雖然百般籠絡，但極少讓他們擔任方面大員；第四，節度使權威過大，除了獨掌兵權外，還握有地方財政和民政大權，助長了對中央的離心力。

    751年，高力士曾經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對邊疆擁兵過重的憂慮，李隆基卻沒有太在意。而實際上，此時哥舒翰和安祿山兩人就已經一共擁兵33.15萬人、戰馬5.6萬匹，分別占邊疆地區十鎮兵、馬的67%、70%，而且離都城長安距離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個大火藥桶，問題只是誰去引爆它。

    之四 損兵折將雖鎮壓 大唐盛世不再有

    可就連李隆基也沒有想到，引爆“火藥桶”的正是他的愛將、寵妃楊玉環的“兒子”安祿山。安祿山身高體胖，性情殘忍，狡詐多智，善于揣度人意。他在李隆基和楊玉環面前花言巧語，裝瘋賣傻，讓李隆基以為他赤膽忠心，對他寵愛有加。殊不知，他表面上忠誠無二，暗中卻沒有停止做謀反的準備。

    他以防御敵寇為名，在范陽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儲藏了不少兵器和糧食。他招降納叛，極力擴充實力，延用了一批有才學的文臣如高尚、嚴莊、張通儒等為幕僚，成為自己的心腹，同時又從行伍中提拔了一些智勇兼備的將校如史思明、安守志、李歸仁、蔡希德、尹子奇等為自己的爪牙。而史思明此人，原名窣于，“思明”是后來李隆基賜的名字，本為寧夷州突厥人。

    就這樣，在安祿山的周圍，聚集起了一批文臣武將。他還從同羅、奚、契丹降者之中選拔精壯八千余人，稱為“曳羅河”（壯士之意），又養家僮百余人，人人勇不可擋；又養戰馬數萬匹，還私下做了數以萬計的緋紫袍、魚袋，以備日后獎賞部下。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后，由楊國忠擔任宰相，安祿山很是輕視楊國忠，引起楊的不滿，多次上告李隆基安祿山有謀反之心，但李隆基并未接納，反而更加寵幸安祿山。

    安祿山雖已決計發動武裝叛亂，但并沒有立即亮出反唐旗號，行動仍十分詭秘，只與幾個心腹密謀過此事，知道內情的也只有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三人。十一月六日，安祿山突然召集大將們舉行宴會，酒酣耳熱之際，拿出繪制好的地圖，向將領暗示了進軍路線，宴會結束時又向每人賞賜了金帛，并授予一張地圖。過了兩天，恰巧奏事官從長安回到范陽，安祿山很快偽造詔書，召集諸將，展示假詔書，并說：“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敝T將聽后，無人敢有異議。

    接著，安祿山調動本部兵馬，且征調了部分同羅、奚、契丹人馬，總計15萬，號稱20萬，連夜出發，次日凌晨出薊城南，檢閱了軍隊，以討楊國忠為名誓師，即揮師南下。事前，安祿山已命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騎兵，以獻射生手為名，于十日抵達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為北京）副留守楊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祿山責備他依附楊國忠，斬首示眾。

    李隆基得知安祿山反叛，急忙召集群臣商議，楊國忠自以為有先見之明，得意洋洋地夸口說“叛亂不日可平”，群臣則無言以對。李隆基知道中央無兵可用，便命特進畢思琛赴東都洛陽、金吾將軍程千里到河東，各自招募數萬人以抵御叛軍。第二天，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請纓前往洛陽抵擋叛軍。

    后來，成為唐朝救星的郭子儀接任朔方節度使的職務，并率朔方軍東進討賊，命榮王李琬、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正、副元帥，率數萬兵出潼關東征，還在各地新設節度使、防御使，以阻止叛軍。

    可是，畢竟天下太平年久，以致百姓不識兵革，當聽到范陽起兵的消息，不少官吏嚇得魂飛魄散，棄城四逃。叛軍所過州縣，或望風瓦解，或開城出降。安祿山從范陽起兵，長驅直入，僅用了35天即攻占洛陽，并迅速控制了河北大部郡縣，河南部分郡縣也已歸降。此時，唐廷從各處征集的兵馬還沒有趕到長安，京師守備尚且空虛，但安祿山進入洛陽后，忙于做登基稱帝的準備，減弱了攻勢，恰恰給了唐廷喘息之機。

    六月，潼關失守，長安眼看不保，李隆基率楊國忠、高力士、楊玉環等倉皇向成都逃走。十四日，陳玄禮和高力士策劃了馬嵬事變，殺死楊國忠，楊玉環也被迫自殺，李隆基留下太子李亨以慰百姓，李亨立即北上稱帝（即唐肅宗），繼續組織抵抗。

    安祿山原本患有眼病，視力開始減退，攻入洛陽后雙目幾近失明，同時又患疽病，性情變得格外暴躁，對侍從稍不如意，非打即罵，稍有過失便行殺戮。他稱帝后，常居深宮，諸將很少能面見他議事，都通過嚴莊轉達，但嚴莊不時也會受到他的鞭撻。

    而服侍左右的宦官李豬兒挨打最多，怨氣極大。安祿山寵幸的段氏，生下一兒子名慶恩，頗受安祿山寵愛，欲以慶恩代慶緒，所以安慶緒時常擔心被廢。于是，嚴莊就與安慶緒、李豬兒串通，謀害了安祿山，安慶緒隨即登帝位。

    叛軍攻陷兩京后，不停將掠得的珍寶運往范陽，堆積猶如山丘，史思明見后異常眼紅，加上手握重兵，又看不起安慶緒，便起了取而代之的念頭。此時，唐軍的局勢開始好轉，在隨后幾場戰斗中，叛軍節節退敗，于是投降。史思明投降后，唐肅宗不能容納這個叛將，想把他殺掉，但密謀不幸泄露，史思明再度叛變，再行攻陷洛陽，并將安慶緒斬首。

    史思明平日殘忍好殺，動輒誅殺部下全族，而長子史朝義常年隨父作戰，處事謙和，頗得軍心，卻總得不到父親寵愛。原因是，史思明年輕時貧窮，受人輕視，但偏偏被一位姓辛的富家女子看中，史思明對她非常寵愛，稱帝后立為皇后，她所生的兒子史朝清也很受他喜愛，常想殺掉史朝義改立太子，而常遭史思明虐待的侍從便將此想法透露給了史朝義。部將都鼓勵史朝義謀反，于是史思明就這樣被眾人綁起，押至柳泉驛吊死了，隨后史朝義在洛陽稱帝。

    因叛軍的節度使們大多為安祿山舊部，與史思明地位相當，不愿聽從史朝義號令，叛軍頹勢已無法扭轉。762年，唐肅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唐代宗），以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仆固懷恩率唐軍、回紇兵攻克洛陽，殲叛軍6萬，俘2萬，收復河陽、汴州等地。河北安史部將見大勢已去，紛紛投降。史朝義在唐軍追擊下，窘迫自殺。歷時七年零三個月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可是這批金鋌怎么會在平魯出現？是不是安史之亂還有什么我們所不知道的隱情？

    之五 安史留下遺憾言 引以為鑒方長久

    這平魯金鋌中涉及到的“張通儒”到底是個啥人物呢？

    此人在新舊《唐書》、《資治通鑒》中都有記載，初見于天寶初年，在唐廷任職，為安祿山手下的重要人物，天寶十年安任河東節度使，張以大理司直為留后判官；天寶十五年，安起兵反唐，稱圣武皇帝，張為右相。安占領西京、關中、洛陽等地后，由張留守西京。第二年，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安的兒子慶緒殺父篡位，張為中書令。張一直是安祿山、安慶緒部的重要軍事將領之一，為安軍屢建戰功。

    到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篡位稱王時，留子朝清守幽州，亦由張通儒等人輔助之，張仍執管軍事，輔助政局。761年，史朝義奪帝位，派人到范陽殺太子史朝清和他的母親辛氏，張當時是散騎常侍，范陽留守，據力保護太子朝清，同史朝義部抵抗三日，死于亂兵之中。由此可見，張通儒和史思明朝廷之間的關系，也可見其在安史之亂、唐中葉政治大動蕩中的重要地位了。

    金鋌上記載，張通儒官至“柱國魏國公”。柱國，是唐朝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武將在戰場上屢建戰功而給予的榮譽稱號，《唐會要》卷八十一“勛”：“舊制，勛官上柱國已下，至武騎尉為十二等，有戰功者各隨高下而授”。這大概就是張通儒隨同安、史反唐，屢建戰功后所得的勛號。而在唐史記載中，張通儒沒有魏國公這類爵號，也可以說是一項補充。

    “張通儒鋌”應該是安、史占領地區的金鋌，屬于叛軍方面的歷史遺物。它的年代上限肯定是在公元756年安祿山反唐，張通儒為右相，并受封柱國爵位以后，向安、史進獻的金鋌；下限應是在公元761年張通儒死于亂兵中之前。

    唐朝平定安史之亂時，這金鋌很可能作為叛軍的財物，沒入于官府；或者，當回紇人掠奪東、西二京時被搶掠而去。因此，上面的“柱國魏國公張通儒進”等字被鏨去，以表示金鋌已改易了主人。

    可大批的金器是怎么流落到平魯去的呢？

    經考證，平魯縣平魯公社屯軍溝位于唐代河東朔州（唐代時設河東道轄十七州）到今內蒙古清水河一帶的交通要道上。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等書記載，安祿山部隊和唐軍郭子儀、李光弼軍隊之間，在河東道大同云中郡、關內道單于都護府振武軍朔方郡等地不斷發生戰爭。而平魯縣屯軍溝就位于這次軍事斗爭區的中心地帶。

    因此，金器曾流散在這個地方是可能的。金鋌銘文大部分被鏨去，表示都曾易了主人。最后的所有者在戰亂時埋入地下，但自己卻在戰亂時死亡，于是這批窖藏就再無人知曉了。

    又或者，安史之亂后，唐軍抵擋不住安祿山的進攻，不久東、西二京落入安祿山之手，唐王朝不得不求助于回紇騎兵的幫助。

    回紇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分布于貝加爾湖以南的部落聯合體。唐天寶三年（744年），以骨力裴羅為領袖的回紇聯盟在唐朝大軍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國，并建立起漠北回紇汗國。唐朝時，回紇取“迅捷如鶻然”的意思，改作回鶻。立國后，回紇因歷史的關系與唐朝關系一直很好。唐至德二年（757年），回紇葛勒可汗應征，遣其子葉護率領精兵四千余人出發，幫助唐平定安史之亂。

    回紇曾分三路西遷：一遷吐魯番盆地，稱高昌回鶻或西州回鶻；一遷蔥嶺西楚河一帶，稱蔥嶺西回鶻；一遷河西走廊，稱河西回鶻，就是現在的裕固族。其中前兩支定居新疆的回紇，發展為維吾爾族人。

    回紇前后曾兩次派兵幫助唐朝平叛，唐朝被迫和回紇訂立條約，《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載”中就寫有：“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指年輕婦女）皆歸回紇”。于是，當回紇軍隊兩次打進東、西二京時，到處殺人放火搶劫國庫民財。張通儒等有銘文的金鋌一定也被掠取了。

    到會昌二年（842年），回紇內部發生爭權，勢力削弱，在唐朝招降下，“思忠屯保大柵”，回紇思忠部落遂移居于此地。據《山西通志》卷四“沿革”記載，“唐保大柵在鄯陽西北，會昌中為回鶻降人所居”。鄯陽，即當初發現金鋌的“平魯公社”附近。因而，當一部分回紇人定居保大柵時，很可能將這批掠奪來的金器又遷移至此，窖藏在地下了。

    總之，專家得出結論，唐代金器被埋藏于此的原因，上述那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但綜觀史書記載和出土情況，后一種可能性似乎更為有據。雖然這些只是推測，但是應該離事實相差不多，金器的來源也就基本得到了“落實”，這對于研究安史之亂歷史大動蕩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那最后它們又到何處“安家”了呢？當黑云知道這是文物后，全數上交，文物處的工作人員擔心這批金器放在文物局不安全，于是決定全交給銀行保管，中國人民銀行山西分行便派人乘坐吉普車從太原趕到平魯，將這批金器押送回了銀行，等到后來，又把一些具有代表意義的金物和有銘文的金鋌交給了山西博物院。

    很多人會好奇，最后是否給了黑云一些獎勵。的確是給了，省里相關部門為了獎勵黑云的行為，給黑云所屬的大隊買了一輛拖拉機，并安置了黑云的工作，使他成為一名拖拉機修理工人。

    結語：

    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斷地在揭開歷史那神秘的面紗，去引古知今。安祿山、史思明也許是個偶然，但也是個必然，社會等級分化嚴重、治理不力、聽信讒言、貪圖美色……這一切在大唐盛世的繁華下掩蓋著。即使，沒有安祿山，也沒有史思明，但是無法保證沒有別的叛軍出現。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這之后又陷入藩鎮割據的泥潭……所有的帝王都明白要居安思危，要戒奢從簡，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全是寥寥無幾。坐在高堂之上，遠離了人間，也遠離了看清自己的機會。其實，只要唐玄宗稍稍留意，他就會發現，平靜的水面下早已暗潮洶涌。我們不能說唐玄宗的政策就是錯誤的，只能說他的考慮不夠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