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陰燒窯歷史悠久，從西漢末燒制青瓷至今，持續千余年，在沿湘江兩岸發現的窯址達26處之多。民間流傳：“湘陰有個萬窯窩，未有湘陰先有窯”。從而奠定了湘陰青瓷都城的地位。從西漢開始，湘陰青瓷就隨著絲綢之路遠銷世界各地，開始滲透到各地的人民生活之中，成為不可缺少的器物。唐朝茶圣陸羽在《茶經》中細舉了不同材質的瓷碗對泡茶品茶的影響，其中就提到“岳州皆青瓷，青瓷益茶”。
岳州窯之名，源自唐代陸羽《茶經·四之器》，曰：“碗，岳州上，壽州洪州次，岳州瓷青，青則益茶”。從飲茶所需的器具角度來看，茶圣陸羽把岳州窯排在第四位，由此可見，該窯在唐代顯赫的地位。我國窯名出自唐代，而湘陰唐時屬岳州轄地，所以唐代稱其為岳州窯，故湘陰境內之古窯址均以岳州窯命名。


晉青瓷穿山甲

關于岳州窯到底在哪里，史書無確切記載。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省文物部門在尋找岳州窯窯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來，在湘陰縣湘江兩岸發現從東漢時期到宋明時期的青窯遺址26處，這與民間傳說“未有湘陰先有窯”相符，由此推斷，岳州窯，即湘陰窯，主要集中于湘陰境內。這些遺址中，百梅窯窯址、青竹寺窯址、馬王堪窯址最有代表性。

隋湘陰窯青瓷圈足紋瓷盂

百梅窯窯址

百梅窯窯址位于湘陰縣樟樹鎮百梅村馬草坡，窯址分布于湘江南岸的百梅村馬草坡、窯堆嶺和親愛村朱家口子一帶，現存面積約15萬平方米。往西約5公里為長沙窯址，隔湘江與鐵角嘴窯址相望。窯址主要分布在以下三處地方：由東至西第一處為親愛村朱家口子，屬宋代窯址，窯址表面為竹林和旱地覆蓋；第二處在白梅村馬草坡路口西側，從剖面可以看出文化層有二米多，上部為宋代窯址的零星堆積，下部則屬東漢時期窯址堆積，窯址表層為旱地；第三處位于馬草坡西面約百余米的窯堆嶺，該窯址堆積多暴露在外，十分明顯，堆積物厚且多，幾乎遍布整個小山丘，故當地人稱之為窯堆嶺，嶺上覆蓋均為樹木和雜草，這是一處規模校大，且十分典型的南方宋代窯址。在窯堆嶺探方中出土了大量較為完整的器物，主要器物有碗、碟、盆、壺、罐、瓶、盅等生活用具；釉色主要有青、褐、醬色，紋飾主要為釉下壓印、刻劃雙魚、水波紋、水草紋、蓮花、菊花、福壽字紋等；器物多為圈足器、壺、罐、瓶腹下部施底粉繪 褐彩蓮花紋；窯具為環形支墊和齒關支釘。

百梅窯窯址屬于東漢和宋代兩個時代的遺址，是研究東漢和宋代陶瓷史極為重要的瓷資料，以湘江河堤為中軸線，東至350米，西至250米處，以馬草坡路口為中心，南至350米，北至250米處為保護范圍。遺址剖面有明顯文化層，具有時空跨越長，分布點多，堆積厚等特點，199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青竹寺窯址

青竹寺窯址位于湘陰縣靜河鄉青湖村十六組，處在東經113度，北緯28度。窯址西臨湘江啞河，分布在低矮的丘陵上，南北長約150米，東西寬約50米，面積約近萬平方米。窯址屬于東漢時期的窯址，是我國南方地區早期重要的青瓷窯址之一，出土的器物有罐，缽口沿等青瓷器物。

青竹寺窯址于1986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窯址堆積部分在河水長年累月沖刷下，河灘上大量的紅燒土和青瓷、陶片的堆積暴露在外，在河岸剖面也可見陶、瓷片堆積。當時采集了一些青瓷片，初步判斷為較早的青瓷窯址，1988年11月省考古所由周世榮研究員負責與湘陰縣博物館聯合對窯址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考古發掘。發掘在沿河邊已暴露的地方進行，共開探方8個，分南北兩個區，北部在靠岸邊挖三個5×5探方，發掘面積100平方米。在T1的第二層，地層中出土一塊細方格紋灰陶片上刻有“漢安二年×月廿五日”的殘片，從而確定了該窯址的絕對年代在東漢漢安二年（公元143年）。

青竹寺窯址作為東漢時期江南地區的青瓷窯址，是屬于已發現的較早青瓷窯址。其燒造的主要為日常生活用具，主要器形有碗、釜、盆、罐、壺、盤、瓶、酒樞等，其中罐的數量極高，并以折肩罐為其特征，另外還有一些小工藝品，如蛙、鳥以及網墜等。器物胎質為灰白色，質地堅硬，釉色以表釉為主，開小片，釉色光潔如玉，青翠透明，另有少量黃褐釉。紋飾主要為粗、細方格紋，釉下刻劃水波紋、弦紋、蕉葉紋、幾何紋等，窯具為圓餅形和圓形器托兩種。該窯址是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青瓷生產和發展的重要資料，是研究和探討湘陰兩晉至宋元時期青瓷燒造經久不衰，特別是研究“岳州窯”的鼎盛原因，乃至“長沙窯”的形成和發展極為重要和翔實的實物資料，199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馬王墈窯遺址

馬王墈窯遺址位于湘陰縣文星鎮馬王墈，于1997年發現。通過對出土的器物判斷，該窯最早成于兩晉時期，最晚廢于唐宋時期，可以說他見證了岳州窯的興起與衰落。此次發掘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原因是馬王墈遺址有四個重大的發現。第一是發掘出了一條最早的、且保存較完整的龍窯。

龍窯遺址

龍窯是我國制窯的一種形式。窯址長形，依山而建，其優點是火力大、升溫降溫快、裝燒面積大，產量高。龍窯也是青瓷的搖籃。第二個發現是在窯場東晉文化層內布滿了幾種不同形式的匣缽共25排，匣缽的個體比隋代的小，因此，學者把湘陰窯首創的匣缽裝燒法推至東晉。匣缽裝燒法是陶瓷界的一次革命，使用這個方法作用在于防止制品與窯火直接接觸，避免的污染，不至粘結。這樣不僅提高了成品率，而且使釉面色澤更加光潔精美。第三個發現是在遺址東晉和西晉文化層里找到了釉下點彩的碗，從而打破了長沙銅官窯首創釉下彩技術的結論。第四個發現是在窯址南朝文化層內找到的匣缽和青瓷碗中印有“官”字，同時在兩晉、南北朝堆集層面發現“太官”二字青瓷片（“太官”在兩漢掌管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據此，可以認定該窯燒制的器物供朝廷使用。在封建社會能得到皇室的認可，可見“岳州窯”瓷器有多高貴典雅。由此定論“岳州窯”實屬官窯，這也是我國現在出土的最早的官窯。 這四個重大的發現，在中國陶瓷史上創造岳州窯的“四最”：最早的青瓷、最早使用匣缽腹燒、最早的官窯、最早的釉下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