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陵石五供是繼承了明陵的五供發展而來的，五供就是五供，設于陵園明樓前，由香爐一、燭臺二、花瓶二組成。另一種為青色琉璃五供，置于正殿中，為殿內陳設品，如思陵。再一種為黃色琉璃五供，置于地下宮殿中殿，為地宮陳設品，如定陵。
石五供。陵院內設置石五供始于何時，尚有待考證。但據筆者所知，最遲不晚于明成祖的長陵。清陵沿襲明制，帝后陵內也設石五供。明清陵寢中的石五供設在陵寢“后寢”部分的院內中軸線上，在方城前，二柱門以北。如無二柱門，則在陵寢門以北。石五供分祭臺和五供兩部分，五供陳放在祭臺之上，祭臺和五供全部用青白石雕琢而成。祭臺為標準的長方體須彌座形狀。上枋雕刻纏枝蓮花，上下梟雕刻仰覆蓮花瓣，束腰刻琬花結帶，下枋刻雜寶和吉祥圖案。在清代皇陵中共有18座石五供。這些石五供從整體上看，前后沒有明顯的重大變化，但細加考察，無論是形制、結構、排列次序上，還是雕刻紋飾、雕刻技法上都有變化。下面就根據我的多年考證，介紹一下清代陵寢石五供的演變規律，以就教于眾師友。
一、石五供的功用
一般的五供具有實用價值：香爐內可以插香焚燒，燭臺上的蠟能夠點燃照明，瓶內可以插花。然而，陵寢的石五供卻沒有這些功能，因為爐頂、蠟燭、瓶內的靈芝都是石刻的。從這點上看，陵寢的石五供純屬一種象征性的禮制建筑。
但從另一角度上講，陵寢石五供又具有一般五供所不能替代的獨特作用。漢唐陵內的寢即下宮，被視為墓主靈魂日常起居飲食之所。根據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在寢內設有座位、床、幾、匣、柜、被、枕、衣冠等一系列生活用品。留居的宮人要象對待生前的君主一樣，“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①，每天四次按時進奉食品。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對陵寢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寢，廢止宮人留宿，擴大獻殿建筑，突出朝拜祭祀。經過這一改革，陵寢盡管每年有數次大祭，二十幾次小祭，但與以前的每天四次進食，宮人隨時侍奉相比，對墓主的靈魂仍然顯得有些冷落，于是便在封土前立墓碑（即朱砂碑），覆以碑亭（即明樓），在明樓前設石五供，盡管爐頂、鮮花和蠟臺都是石刻的，但卻象征爐內香煙不斷，瓶內鮮花常開，燭臺上神火永明，使墓主的靈魂無時無刻都在飽納著他的后世子孫對他們的孝忱，借以彌補因取消寢、廢止宮人留宿而給墓主靈魂造成的冷漠。這是石五供的一個獨特功用。
清代陵制，只有皇帝陵和皇后陵內才設石五供，妃園寢、皇太子園寢、親王園寢、公主園寢內不設石五供。光緒元年（1875年）在興建惠妃園寢時，慈禧為了抬高她所賞識的慧妃富察氏的身價，諭令在慧妃寶頂前設石五供②。慈禧這一違制做法受到了朝內大臣們的非議，她自覺理虧，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③。由此可知，石五供又是辨等級、明貴賤的一個標志。此又可以視為石五供的又一功用。
二、石五供形制上的演變
清入關初期營建的孝陵、景陵的祭臺和五供的形體都比較小，如孝陵的祭臺面闊為592.5厘米、進深159.5厘米，高130厘米，是清陵中最小的1座。繼孝陵之后建的景陵，祭臺面闊增到628厘米，進深增到166.5厘米，以后一直到清末，基本保持在這個尺寸上，但景陵的祭臺高度仍為130厘米，與孝陵一樣。到康熙中期建的孝東陵，祭臺高度增到133厘米，從雍正初期建的昭西陵開始，祭臺高度才增到143厘米，以后直到清末始終保持這一高度。香爐高度（到爐口上沿），孝陵為69厘米，景陵為98厘米，昭西陵為97.5厘米，也就是說雍正初年以前的陵寢，爐的高度均不足100厘米。從雍正的泰陵（始建于雍正八年）開始，以后各陵五供中的爐的高度基本保持在110厘米左右�；ㄆ康母叨龋ㄉ现疗靠谘兀�，孝陵的只有72厘米，為最低。到雍正初期的昭西陵，最大高為105厘米。從雍正的泰陵開始，各陵五供中花瓶的高度一般都保持在110~120厘米左右。燭臺的高度（上至平面，蠟高未計在內）也是孝陵的最低，只有67.5厘米，到乾隆初年建的泰東陵才增至84.5厘米。從裕陵開始，蠟臺高度升至110~120厘米。
樣子收藏網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無論是祭臺、還是五供，孝陵都是最小的。從雍正的泰陵開始，祭臺和五供的尺寸才基本保持了穩定。
因為清陵規制沿襲明陵，順治帝的孝陵又是清朝在關內營建的第一座陵寢，所以，明陵特點在孝陵體現得最為明顯，石五供就是明顯的例證。明陵石五供的香爐、花瓶和燭臺矮小敦實，腹部大而下垂，瓶和燭臺的造型與人們日常使用的實物差距較大，而清孝陵的五供器型恰恰具有這些特點，與明陵五供極為貼近。清陵石五供從康熙帝的景陵開始，五供的器型發生了變化，漸趨挺拔，接近實物，到清朝中期，五供的形狀與實物已完全一致。
光緒帝的崇陵是清朝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營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其五供形制除香爐外，花瓶和燭臺均為四棱形的，此為清陵中的孤例。但其變化完全符合清陵石五供的變化規律。
三、石五供結構上的演變
先從五供的結構上看，裕陵以前的8座陵，香爐的爐身與爐頂均用一塊石料雕琢而成。從乾隆帝的裕陵（乾隆八年始建）開始，用兩塊石料，即香爐爐身用青白石料，而爐頂用馬鞍山紫砂石，頂、身之間卯榫相接。而明十三陵中的前十二陵，除獻陵香爐用一塊石料外，其他十一陵均用兩塊石料，而且石質是一樣的。清陵，燭臺和蠟燭從福陵到泰陵，都是用一塊石料雕琢而成的，從乾隆帝的裕陵開始，均改用兩塊石料，燭臺用青白石，蠟連火焰用馬鞍山紫砂石，成為定制。
從福陵到崇陵，瓶及瓶上的靈芝均用兩塊石料雕刻，卯榫相接，其間沒有變化。
再從祭臺的結構上看，從福陵到裕陵，祭臺均由三塊石料構成，即上枋上梟部分為一塊石料。束腰部分為一塊石料，束腰以下為一塊石料。從嘉慶帝的昌陵開始均改為上下兩塊石料，即束腰、上梟、上枋為一塊石料，下梟、下枋、圭角為一塊石料。
從結構上看，早期陵寢的石五供比較簡單，用料單一，到后期比較復雜，所用石料質量也比較講究。
如今，清陵石五供保存得最完整的就是慕東陵的石五供。
四、五供的排列次序的演變
從努爾哈赤的福陵到嘉慶帝的昌陵，這10座帝后陵的石五供均是燭臺排在最外側。從道光帝的慕陵（包括昌西陵，因為昌西陵建于咸豐年間）直到最后的光緒帝崇陵，后8陵則是花瓶排在最外側。為什么在排列順序上會出現這一變化呢？筆者認為原因是：人們日常的排列習慣是高者居中，兩側逐次低下，形成一個屏風形。裕陵以前的五供，花瓶都高于燭臺，如孝陵瓶高72厘米，燭臺高67.5厘米。景陵瓶高 10.5厘米，燭臺高81厘米。泰陵瓶高118厘米，燭臺高84厘米。所以，把最矮的燭臺排在了最外側，這是完全符合日常習慣的。從乾隆八年興建的裕陵起，五供中的花瓶、燭臺與實物基本一致。這樣，燭臺就高于花瓶，如果仍把燭臺排在最外側，就會顯得不協調，裕陵就出現了這種情況。裕陵燭臺高128厘米，而花瓶卻只有110厘米。在營建嘉慶帝的昌陵時，為了改變這種不協調的現象，將花瓶的高度增加了11厘米，為121厘米，將燭臺降低了43厘米，為85厘米，這種硬姓拔高、壓低的做法，使得器型受到了一定影響。后來在建慕陵時，把花瓶和燭臺的位置對調了一下，花瓶排在了最外側，這樣既解決了高低不協調的問題，也避免了對五供器型的不良影響。
五、石五供雕刻紋飾上的演變
清朝前期的福陵、昭陵、孝陵、景陵、孝東陵、昭西陵、泰陵、泰東陵的花瓶、燭臺器身上皆光素，無紋飾雕刻。香爐爐身上也無紋飾雕刻，只有爐頂上刻龍兩條、如意云和海水江崖，在三條爐腿上各雕一個狻猊頭像。建于乾隆八年的裕陵，五供上首次出現紋飾雕刻，其圖案為獸面紋。晚于裕陵而建的嘉慶昌陵可能是因仿泰陵而建的原因，其五供表面仍為光素。從慕陵開始，五供器物表面再次出現紋飾雕刻。慕陵的香爐、花瓶上滿雕流云，而燭臺仍為光素。建于咸豐初期的昌西陵、慕東陵只有香爐仿慕陵，亦刻“萬福流云”圖案，而瓶和燭臺則皆為光素。從咸豐的定陵開始，以后各帝、后陵，無論香爐、瓶和燭臺皆通體雕刻紋飾，其中以獸面紋為主。瓶和燭臺上還加飾一些蕉葉、日、月、陰陽魚等圖案，成為定制。
清代所有五供祭臺的上枋看面皆雕刻纏枝蓮花，上下梟刻仰覆蓮瓣，束腰刻琬花結帶。這些從清初到清末沒有變化。紋飾上的變化主要集中在下枋看面上。早期的陵寢祭臺下枋圖案多為一些雜寶，如古錢、銀錠、雙環、方勝、珊瑚等，很少有組合式的吉祥圖案，更沒有完整的“八寶”和“暗八仙”圖案。從裕陵開始出現“八寶”或“暗八仙”，有時二者同時都有，或前后排列，或在同一面左右排列，或相間排列。晚期的陵寢又出現了許多帶有民俗文化特色的吉祥圖案。這些圖案利用某些珍禽、瑞獸、花草、蟲鳥構成圖案，并利用這些名稱上的諧音，組合成含有人們經常企盼的某種愿望或境界。如兩個柿子加一個如意，寓意“事事如意”。戟、磬、魚組合的圖案寓意“吉慶有余”。三支戟和笙寓意“連升三級”以及“琴棋書畫”四藝圖案。同時還出現了樂器、令旗、翎子、花籃、盆景、香幾、花盆、拐杖等生活用品。中早期陵寢的祭臺臺面周邊浮雕蔓草，而晚期的慈安陵、慈禧陵、惠陵祭臺臺面周邊則雕刻纏枝蓮花，而且在每朵蓮花的花蕊處分別雕刻石榴、佛手、陰陽魚、海棠等不同圖案�？傊�，紋飾圖案越到晚期越復雜、吉祥圖案也越多，生活氣息越濃厚。
六、石五供雕刻技法上的演變
早期陵寢石五供祭臺紋飾圖案的雕刻為淺浮雕，立體感不強，圖案小，排列稀疏。隨著時代的推移，越到后期，立體感越強烈，圖案也變大。定陵、定東陵祭臺下枋的圖案采用的是高浮雕手法，技藝精湛、形象逼真，圖案的排列形式也靈活多樣，不拘一格。如慈禧陵的八寶和暗八仙相間排列，而慈安陵的八寶和暗八仙則左右排列。下枋分成許多小方格，每一方格內雕刻一件器物，頗為新穎別致。筆者認為，祭臺下枋上的圖案，雕刻最精美、最形象的莫過于慕東陵的石五供了。
清代陵寢地面石刻中，以石五供紋飾圖案最多、最豐富、最富趣味性，每座石五供都稱得上是件石雕藝術珍品。
清陵石五供的演變規律可以總結為：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樸實到奢華。這一規律一方面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石五供作為石雕藝術品的不斷發展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