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北京歷史上哪條胡同名人多，有著近800年歷史的東堂子胡同，應該榜上有名。
　　在東堂子胡同留下匆匆歷史腳步的，有清朝的權臣鰲拜、大學士賽尚阿、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伍連德，民國元勛和教育家蔡元培、文學大師沈從文等。東堂子胡同就像是一條閃耀著歷史光輝的文化長廊，記錄著、展示著珍貴的歷史影像。
　　1916年9月，時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部長范源濂邀請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當時的北京大學可不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樣子。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則是戊戌變法碩果僅存的產物。
　　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被稱為老爺。差不多每個學生都雇個當差的。上課鈴響了，當差的得說一聲：請老爺上課。他們讀書不是為了長學問，而是為了日后當官。學堂的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許多人不學無術，可學生認為以后可以做靠山，歡迎得很。
　　到了1916年時，京師大學堂雖然早已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但“皇家學院”的衙門氣兒很濃。所以，朋友們勸蔡元培不要去，擔心他“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名聲有礙”。但蔡元培堅持己見：“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1917年1月4日，正式赴北大就職。據當時正在北大上學的顧頡剛回憶：蔡元培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鞠了一個躬，這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平民校長的風采一進校門就顯露出來了。
　　蔡元培被人們稱為“學界泰斗”，官職不低，但他非常儉樸。他在北京供職多年，先后在西城、宣武、東城住過，始終沒有自己購置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的房屋。東堂子胡同33號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的住所。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著手充實教員隊伍，吸收進步學者。蔡元培到任10天，就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相當于現在的文學院院長）。據說經沈尹默的介紹，蔡元培翻閱了10余本《新青年》雜志后，下定決心要聘請陳獨秀。他去陳獨秀暫住的旅舍拜訪時，因陳獨秀習慣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等待著年齡小他一輪的陳獨秀醒來。蔡元培的誠意和胸懷打動了陳獨秀。
　　聘請陳獨秀后，1917年8月，經陳獨秀介紹，蔡元培又聘請了胡適擔任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而胡適當時是個博士學位還沒有到手的毛頭小伙子。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蔡元培又聘請了錢玄同任文科教授兼國文研究所教員，鴛鴦蝴蝶派文人劉半農任理預科國文教授兼國文研究所教員，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北京《晨鐘報》編輯李大釗擔任圖書館主任（后任首任館長）。1920年8月，魯迅正式到北大任兼職講師，并為北大設計了�；�。經過一番整頓，全校教師的面貌煥然一新。200多名教員中，教授的平均年齡才30多歲，有的教授只有二十五六歲。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并孕育了五四運動。
　　1919年5月3日，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乘馬車趕往東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訴他北洋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當晚，蔡元培召集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代表，到東堂子胡同家中開會，通報消息。學生們群情激憤，把原定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舉行。不夸張地說，東堂子胡同點燃了五四運動最初的星火。
　　5月4日火燒趙家樓后，32名學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學生。當晚，蔡元培對學生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我保證在三天之內，把被捕同學營救回來�！�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被捕學生于5月7日被保釋出獄。蔡元培卻在軍閥政府的壓力下，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辭呈，并給北大師生留下便條：“我倦矣！‘殺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钡诙�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來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辭職引起強烈的社會震蕩，“挽蔡”成了學潮難以平息的一個組成部分。7月，蔡元培答應回校復職。之后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直到1923年1月。
　　東堂子胡同，也留下了著名作家沈從文的身影。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車，站在前門站廣場，車夫就看出他是個鄉下人。于是，他花了兩元錢，稀里糊涂地坐上專門用來拉豬的排子車，住進了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后來又住進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西西會館。
　　沈從文當年也屬于“北漂一族”，不名一文，先后在北京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北河沿、香山等地小住。
　　東堂子胡同51號，是沈從文1953年至1980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也是他被歷史誤會的時期住過的宿舍。在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51號后院的三間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當作“戰利品”分給了別人。1971年，年近70歲的沈老先生從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費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房子太小，他只好給李季寫信，請求作協為夫人張兆和安排住房。這才有了小羊宜賓胡同19平方米的房子。而東堂子胡同51號的這間小屋，則成為沈從文的“飛地”。屋子的墻壁上、窗欞上，掛滿了中國各朝各代的文物圖樣和文字說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書。到了晚上，書躺在躺椅上，他躺在書上。
　　東堂子胡同離小羊宜賓胡同有兩里地遠。不管冬夏，一到下午5點左右，沈從文就提著一個帶蓋的小竹籃，回到小羊宜賓胡同的家中吃晚飯，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飯、午飯，帶到東堂子胡同那間小房。
　　被譽為“中國社科界百年來最杰出的三大經典學術成果”之一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在東堂子胡同51號，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初步完成的。
　　東堂子胡同有著太多的故事，留下過太多歷史名人的足跡。雖然有的名人故居消失了，但他們曾經創造的歷史永遠不會消失。為了今天的人和未來的人，我們一起傳承這些歷史瞬間發生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