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溥慶是中國二十世紀印刷、印鈔技術事業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谷諔馉帟r期，他在上海秘密印制新四軍江南商業流通券和江淮銀行鈔票，建國前在香港秘密印制南方人民銀行鈔票。上海解放后，他又立即從香港返回上海，參與印制人民幣。建國后繼續負責印制人民幣的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始止。本文擬先簡要對他本人作一介紹，然后再重點介紹他在印制這些鈔票方面的事跡。
柳溥慶（又名圃青）同志生于1900年12月4日，1974年10月24日去世。江蘇靖江人。生前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制管理局的國家二級總工程師、前印制技術研究所（今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科學技術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中國近代印刷公司總工程師。柳溥慶同志是我國一位卓越的印刷、印制技術專家，從12歲在印刷所當學徒起，一直到74歲去世，幾乎在印刷、印鈔行業干了一輩子。1912年，他在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鑄字部當學徒；1914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1924-1926年先后在法國里昂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學習圖畫；1927年在巴黎愛司寄盎納即印刷學校學習照相制版技術，并于同年秋人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在蘇聯莫斯科印刷聯合第14廠工作；1930年在蘇聯《消息報》報館印刷廠工作三個月后，由于柳溥慶同志的照相制版技術優異，該廠廠長專門給他出具了一封其技術能改進質量、提高產量的證明文書。莫斯科中央彩色制版托拉斯廠廠長聞訊后，柳溥慶同志又被調去該廠指導照相制版工作。由于蘇聯當時的照相制版技術水平還不及柳溥慶同志20年代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水平，所以柳溥慶同志對蘇聯當時該廠舊的照相制版技術方法作了全面改造，使得該廠的照相制版流程從原來需要兩個月，縮短到兩周，大大提高了工效。他還為該廠專門培訓了兩個人。1931年春柳溥慶同志又被莫斯科《工人日報》印刷廠請去指導照相制版工作；1931年夏柳溥慶同志奉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派遣，回到上海；1931年冬柳溥慶同志到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并親手建立了當時中國第一流技術的彩色照相制版部，還創造了“紅墨水”修版法和平凹版制版新工藝。1933年柳溥慶同志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建議出版《美術生活》畫報，并在上海率先實現了采用當時世界上先進的四色平凹版的印刷工藝來印制《美術生活》。該畫報出版后，其印刷質量在上海獲得了有口皆碑的美譽。1933年5月柳溥慶同志等人在上海發起并組建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印刷學會，他起草了該學會的章程，并被推選擔任該學會的理事和執行委員。柳溥慶同志兼任中國印刷學會會刊《中國印刷》的主編。1935年9月柳溥慶同志在機器制造專家陳宏閣先生的協助下，在上海發明制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臺華文照相排字機樣機。
關于柳溥慶同志在印制江南商業流通券、江淮銀行鈔票、南方人民銀行鈔票和人民幣方面的事跡，筆者主要根據有關的書面資料進行了整理。
一、江南商業流通券
1939年，新四軍東進到蘇州、常州、太倉地區，開辟了蘇南根據地。1940年，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中共東路特別委員會，為了響應人民的要求和整頓當地市場流通貨幣的紊亂局面，決定依靠當地的工農群眾組織和愛國的紳商籌集資金，準備在江陰、無錫、常熟、蘇州、常州、太倉地區發行面額為壹角、貳角、伍角等幾種江南商業流通券。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就命吳福海到當時被日寇占領的上海，去秘密完成印制這批江南商業流通券任務。吳福海曾在1928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結交了柳溥慶。他們志同道合，成了莫逆之交。吳福海接受任務后，立刻想到了柳溥慶。他知道當時柳溥慶正在上海華東興記印業廠工作，所以他一到上海后，就馬上去找柳溥慶商量。由于當時新四軍急需，他們商定先在上海華東興記印業廠印制四種票券，面額有壹角、貳角、伍角等。為了避免被當時占領上海的日寇知道是抗幣，所以決定在票面上不印行名。等到吳福海把這批無行名的商業流通券運回抗日根據地時，再在各種票面上加蓋行名。
大約在蘇北“黃橋決戰”前后，蘇北市場流通過這么一批江南商業流通券。這是蘇南新四軍在支援蘇北時帶去的。在這批票券上加蓋有用黑色油墨印的“抗幣伍角”、“蘇北流通券”等字樣。當時這種票券還被稱作“四達銀行鈔票”。
二、江淮銀行鈔票
1940年10月，新四軍在第二次黃橋決戰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陳毅、粟裕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在根據地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1941年在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領導下，成立了江淮銀行，由財政經濟部正副部長朱毅、李人俊、駱耕漠任正副行長，負責籌建工作。朱毅通過蘇北行政委員會保安處長周林派當時任督察長的吳福海去上�；I辦印鈔廠必需的機器、物資和招聘技工。
1940年吳福海再度來到上海找柳溥慶，約他去新四軍根據地與朱毅等領導當面商量。由于柳溥慶在上海對印刷界人員熟悉，交往多，又有“華東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籌辦印刷機器物資比較便利。柳溥慶就以去蘇北興化與江蘇省農民銀行洽談工作的名義，轉道到了黃橋與朱毅、李人俊、吳福海等見了面，雙方具體商討了印鈔廠的建廠方案。后來李人俊也秘密去上海參與研究籌建工作。幾經往返磋商后，決定江淮印鈔廠的對外定名為“華光公司”，這個公司名義是商辦的，資金全由公家負擔，業務技術由柳溥慶負責。華光公司由柳溥慶任經理（住在上海未去根據地）。柳培慶任副經理，他是柳溥慶的胞弟，負責在上海秘密雕刻制作印鈔用的伍角、壹圓的凹印原版，但是商定在票面上不刻行名及行長之章（江淮銀行鈔票的第一塊凹印雕刻銅版先由柳培慶畫了一張壹圓券的草樣，帶回根據地，經上級領導同意后，再由柳培慶在上海秘密雕刻制作）。關于器材運往新四軍根據地的任務，由吳福海的胞弟吳迪飛解決。他利用在上海海關工作的身份，為新四軍秘密運輸印刷器材物資。最后柳溥慶在上海以華光公司名義采購到手扳凹印機10臺，圓盤機8臺，切紙機1臺，照相機1臺以及其他印刷器材。在上海地下黨和吳迪飛的協助下，這批器材分批分路運到了根據地。
1942年7月江淮印鈔廠正式開工。李人俊兼任廠長。首批印出的江淮銀行鈔票是新四軍的首張凹印票，比起該軍其他各根據地的抗幣來說，是最“洋”的了。它的紙張是正宗的印鈔紙，耐磨、挺刮，版子是銅版、全部圖案以點線組合，精巧而復雜，版紋深，油層厚，凹凸感覺明顯，足可與上海印制的法幣質量一比高下。
三、南方人民銀行鈔票（即南方券）
1948年下半年柳溥慶同志因叛徒告密，被國民黨逮捕，經過柳溥慶同志對敵展開英勇機智的合法斗爭，迫使敵人最后只好以“無罪釋放”名義結案。柳溥慶同志出獄后，經張執一（1948年時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之一）同意，便從上海赴香港永發印務公司任總工程師，同時掩護張執一的秘書張文藻住在柳家，以便張在香港地下黨萬健之（萬景光）和周康仁的領導下進行地下工作。
1949年4月4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在籌辦南方人民銀行的同時，建立印鈔廠，印制“南方券”，以適應華南解放戰爭的發展和需要�？紤]到當時華南嚴峻的戰爭環境，并爭取加快“南方券”印制速度，決定正背面花紋圖案秘密在香港印制，然后秘密運至解放區再印制行名、印章、面額、號碼及防假暗記�！澳戏饺�”的底版和印刷，委托香港進步人士開設的“永發印務公司”承印。柳溥慶同志這時就在香港永發印務公司任總工程師。4月，柳溥慶在香港根據地下黨負責同志許滌新、萬健之的指示，在香港起草了建立南方人民銀行印鈔廠的計劃，并且在該公司完成了印制南方人民銀行鈔票的任務。南方券印好后以商標紙形式，通過過載行，用小快艇運至陸豐縣。從1949年6月到10月廣州解放，共印制壹圓、伍圓、拾圓南方券1.09億多元。1949年10月底，南方人民銀行印鈔廠奉命結束。
四、人民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個月，6月柳溥慶同志在香港接到張執一讓他立即返回上海的電報。為了報效祖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早就期待著這一天。他放棄了在香港的高職、高薪，義無反顧地從香港返回了剛剛解放的上海，立即投入到印制人民幣的工作中。應當說，由于過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依靠美國、英國，加之許多印鈔原料都是由外國控制，所以當時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的大宗鈔票都是由美、英印制的。實際上中國的印鈔大權是操縱在外國人的手里。這對中國印刷界的技術人員來說，無疑是一種恥辱。1949年7月至1950年5月柳溥慶在上海人民印刷廠任第四分廠副廠長，并開始在該廠親自指導工人采用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膠印平凹制版技術印制人民幣。采用這種平凹版所印出鈔票的質量，較當時國內各地印制業普遍采用的蛋白版好，較粉漿版更好。
1950年6月至1952年6月，柳溥慶同志來到北京人民印刷廠工作。他在上級正確領導和工人們的支持下，先后對當時印制技術上已較落后的北京人民印刷廠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技術改造：包括由粉漿版改為平凹版、由鋅平版改為銅絡平凹版、由平臺平凹機改為輪轉平凹機印刷、由單色手輸膠印機改為雙色自動及四色自動膠印機印刷、由單色輪轉凹印機改為雙色輪轉凹印機印刷、由原來手工操作的烘票方法改為機械的自動控制溫度的烘票方法等。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印鈔技術水平和改善了工人的具體生產條件。
1952年7月柳溥慶同志調到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工作，后經國務院批準定為國家二級總工程師，任該局總工程師。1953年7月柳溥慶同志在民主德國驗收我國訂購的輪轉機時，由于德方對該機多次試驗都達不到原定的質量標準，于是柳溥慶同志對該機進行了研究，并提出六個必需修改的理由和自己對具體改進該機的設計方案。但是一開始，德國廠級領導不服氣，以世界印刷技術水平第一自居，根本看不起和不愿考慮柳溥慶同志的意見和改進方案。一直壓了兩個月，不置可否。在此情況下，柳溥慶同志只好向主管該廠的上級技術領導反映，他們先后交換了五次意見，最終民主德國工業部印刷機器管理局的總設計師采納了柳溥慶同志改進該機的設計方案，由原來的順轉擦版改為凹印多色接紋逆轉擦版并進行了具體修改，才使該機終于達到了驗收標準，這一技術于1965年榮獲國家科委由聶榮臻主任簽發的第106號“凹印多色接紋逆轉擦版法”發明證書。1956年，為了在印制行業加速培養彩色照相制版技術力量的接班人，柳溥慶同志任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和北京541廠合辦的彩色照相制版速成班（又名工人技術學校）的兼職副校長和兼職教師，該校從北京、上海印鈔廠系統招收了100多位學員。1957年柳溥慶同志奉命參加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赴蘇聯考察制版、印刷、造紙等技術代表團。1958年在行、局領導的支持下，柳溥慶同志積極籌備建立印制技術研究所的工作，從辦所的宗旨到辦所地址，從組建人員到確定研究方向、建資料圖書室等，無不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1959年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印制技術研究所正式成立，柳溥慶同志被任命為該所的第一任所長。這是我國印鈔歷史上第一個印制研究所，標志著在我國印制行業有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從而使印制科研技術研究與開發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61年為了提高我國，人民幣的防偽能力，柳溥慶同志與輕工部陳彭年總工程師合作，領導研究試制成功了第一批國產水印鈔票紙（五星古錢水�。�。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能采用自己生產的國產水印鈔票紙來印制鈔票，從而結束了我國過去一直依靠進口水印紙印制鈔票的歷史。1962年又試制成功了第二批國產水印紙，所抄出的水印線條輪廓更清楚，色彩層次更復雜，尺寸收縮更容易控制，水印位置固定更容易掌握。這一創新成果對我國印制第三套人民幣的拾圓券（采用天安門圖景）和提高該鈔票的防偽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1962年柳溥慶同志配合上海印鈔廠成立了245甲型雙面印鈔機設計組，研制適合中國印鈔特點的印鈔機。1963年為了提高人民幣的使用壽命，柳溥慶同志又領導了對鈔票紙進行表面施膠的研究，由于取得了該項創新性研究的成功，1964年我國生產的鈔票紙的耐折度已超過了我國1964年向蘇聯訂購鈔票紙的耐折度，后來生產的鈔票紙耐折度可達3000次以上，已趕上法國生產的鈔票紙耐折度，從而使我國生產的鈔票紙在耐折度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